《龙引十四年》
九、两渡重洋
小时候，我很羡慕大学生，尤其是文大学生；因为我们黄家那一族，只有三几个大学生；而外婆家的亲戚，多是武大学生，例如舅父、姨丈和姑外公都是陆军大学毕业的。我想总有一天我也要进大学。我的双亲从来没有和我提过这些，当我高中毕业之後，我想进陆军机械化学校，妈妈也不曾反对；爸爸自己是军人，不想我走他的旧路；正像我不想我的女儿教书一样。
至於留学生，那更不必说了，我连做梦也不敢想像。战前要读四年大学，不卖掉十多石田是无法维持的。要到外国去留学，先要在国内大学毕业，出洋要一笔路费。这样一来，没有五千八千光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我的一位姨丈做过驻日大使馆武官，他是喝过海水的。另外一位族兄，是留法的勤工俭学生，不知他有没有进过法国的大学，至少喝过海水，算是留学生。在我的生活圈中，只有他们出过洋。如果再加两位：便是当时的教育厅长朱经农先生是美国留学生，姑外公的一位朋友徐庆誉博士也是美国留学生。在小学会考时，看见过一次朱厅长。在姑外公家见过两次徐博士；後来他在青年会公开讲演，我也跑去听了一次。想看一下留学生，似乎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多谢抗日期间的免费大学教育，我家没有卖掉一石田，我便大学毕业了。四年都是官费，妈只给我一笔赴重庆的路费而已。
在大学中，教授多是留学生。我没有想到要做教授，但是，我却想做一个留学生。在我大学毕业之後，当时有自费留学的考试制度，我不敢问津，官价外汇也买不起。我既是学外交的，将来到了外国，便可以找一间大学读书了。这种想法，相当幼稚。因为外放的人，在外国住了多年，很少有进大学读书的。
到马来亚後，看到受英文教育的多把伦敦当祖家，有钱的子弟都要去一趟；我反倒无此雅兴了。
在前面我曾提过：教育部曾召集一次华文中学正副校长的讲习会，当时的心理作战专家彼德逊讲演，大夸英国中学校教育为世界第一，有人提出：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英国去看看。他向提学司魏菲尔一指。那知魏菲尔竟大发脾气，弄得大家不欢而散•後来侯士先生为了打圆场；疏通英国文化协会出了一笔钱，约了一位华文中学校长去了一次伦敦。
墨甘霖问我为什么不去？我说：做梦也不敢想有机会用政府的钱去。我心中倒起了意念，我为甚么不到英国去留学？後来，美国新闻处的人来校参观，提到邀请我赴美。我也认为轮不到我，因为美国人处处从大地方着手，所以我一直在打算：迟早要去英国读书。
一九五三年，龙引开始办高师班，我做校长，却不是学教育的，很多东西都不明白，自己都感到有点不对劲。五五年，教育局又要在龙引开办假期师训班，我必须做主任；我更感到我有赴英研究教育的必要。
我与振中先生商量，他非常赞成。那时的柔佛州华校总视学官耿威廉听说我有意赴英，便为我设法找奖学金。当时我还不是公民，又是做华校校长，我已不存奢望。想不到耿先生竞替我找到了中英奖学基金托管委员会的奖学金；由他们介绍，进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就读。我非常符合他们的条件：我是华人，已经大学毕业而且有学位，年龄也不大。唯一的条件是要我学成之後，回原留地服务若干年。对我来说，这不成为条件。於是，我在做留英梦了。
想不到耿先生介绍给我接头的驻星负责人回英渡假，我的姓名没有列入预算，要迟一年才能批准。这时大家知道我要赴英，我自己在心理上也有赴英的打算。突然不去，好像是一件丢脸的事；这一年也难熬。我忽然想到自己出钱去就不成问题了。耿先生劝我不必急，隔一年有奖学金不是更好。
我立刻与振中先生商量：我的薪津有八百元，四百多是小学新薪津制的校长职薪，让我领。教育局的薪津只够我在英的费用。我又和钱爱华兄商量，每月借我二百作家用。他一口答应，要我只管放心去，无论如何要请一个博士回来。後来我留英一年，考到一张教育文凭便回来了，他很失望。再隔一年，我将他借给我的钱，分两次还清，他也很不高兴。
董事长既然同意我去读书，我便将校务作一安排，准备就道。那知一切妥当之後，英国政府又不批准我入境，也没有说明甚么理由。後来找到墨甘霖替我担保，发了一个急电。那电稿的内容，他始终没有告诉我。
中英奖学基金托管委员会没有奖学金，连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学额也没有替我保留。我又赶去星洲。这时星洲代表由李绍茂先生代理，他替我写了一封信，；说明我自费赴英，替我找到了学位。
我向柔佛州当局申请有薪假期，也发生了不愉快的事。某位朋友告诉我：振中先生和州秘书私交甚好，由他写信毫无问题。那知振中先生的信，由州秘书发下来，主管人员颇不开心，以为我们从上面压下来。我一时也按捺不下脾气，几乎吵起架来。结果又要我再写一封申请书，算是解决了。
新文龙三区董教分别设宴，热烈欢送。本校师生，更不在话下。峇株一些朋友，也不断邀约，饮宴无间。这一份盛情，我非常感激。十余年後的今日，我仍可回味。不过在当时，我倒是有些麻木。离情别绪，总是不能心安。第五个小孩即将出世，我要远离，使显敏多一重心理负担。我们已有四个女儿，虽然没有重男轻女的感觉，两个人的内心，自然都希望第五个是男孩，期待的焦灼，也使心绪沉重一些。
在另一方面，我也有前程似锦的感觉。我要去英国留学了，我也是留学生了。童年的幻梦，竟成了现实，我有喜乐，我有惊骇；我有满足之感：我也有不知所措之感！
振中先生同意我去，他没有问我要去多久。我先只作一年的打算，说不定三年五年。他没有问我学成是否仍回龙引继续服务，我也没有向他作出任何表示。在我们之间，似乎是心如灵犀一点通。用不着说得太明白。在我这方面来说，我对龙引学校没有任何义务，我只支政府的薪津，我没有拿董事会的薪水。
我离星赴英的那天，赴机场送行的至少有一百五十人，在星戚友已经是几十位，振中先生发动了董教学三方面，开了两辆校车去。我最怕惊动别人。在星戚友，我已是千辞万谢，请他们不要去送行。那知到了机场，黑压压的全是三区的人，我只有感动。因此也冲淡了离情别绪，仿佛是教师节的聚餐一般。
至今，我仍不明白振中先生为什么要热烈为我送行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注重形式喜欢庸俗的客套的人。
在英国的那段期间，他还写过一两封信给我。有一次，我请他寄有关马来亚资料，他竟用航空邮寄了一大包。
我在英国时，茶叶吃完了，他也用航空寄了两斤给我。
这虽然都是小事，可是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想：也就是在这些地方，使人特别感念他。
他每日早起，一定要先喝一杯茶。他对於茶叶，相当讲究。我收到他寄来的茶叶那晚，我竟喝茶喝醉了！这也是奇闻。因为只有喝酒喝醉的。
晚上，我一面看书，一面烧水泡茶。茶叶是上等的，又是振中先生用航空寄来的，邮费都是卅余元。在心理方面，已有特别的满足。我那把茶壶是一位朋友送的廿五年以上的老壶，茶杯也是上品，其色如雪，其薄如纸。我又学会了一套功夫茶。一面泡，一面饮，一面看书。这才是真正的品茗，满怀欢喜，满口芬芳。喝了一壶，再泡第二壶，第三壶，第四壶………忽然我的头有点晕，我以为是看书太久。一看表，还不到十点，相当早。这时，好像要呕，又呕不出来。心中难受，好像生病—样。
我立刻躺在床上，可是又不能入睡，於是，我才意识到：我喝茶喝醉了。我立刻喝冷水，喝了几杯之後，才感到稍微舒适一点。很久以後，我才慢慢睡着了。
後来我和振中先生谈起这件事，他也觉得好笑。他每早喝的那一大杯浓茶，少也抵得两壶：我是够资格陪他喝的。如今，我仍用那把小茶壶在早晨泡茶喝。每次泡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英国那次茶醉，因而联想到振中先生。
在英国那年的生活，可以说是多姿多釆的；我曾写了许多篇通讯，在南方晚报发表。後来印了一本英伦见闻。
伦敦大学的课业结束之後，我要显敏赴欧一游，把儿女都留在龙引。我俩从欧洲回来，我特别先写了了封信给振中先生，请他千万不要来接机，所以我不告诉他航机班次。其实我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，我的小孩们一定要接机，振中先生很容易知道我们抵达星洲的时刻。
我们走下飞机，已是黄昏时刻，因为防疫证书的事，我们留在检疫处很久。从玻璃窗中，只看到我的孩子们和几位亲戚。不，董事长也在向我摇手，还有一两位同事。半点钟之後，我们走到外面，哦，又和去的时候一样，黑压压的全是熟人：董事，教师和学生。
我说不出我是如何的感动！
我和教师及同学们打了一个招呼，他们又得赶快回龙引，因为那时还有戒严。董事长在上海饭店定了几桌酒席为我们夫妇接风；他们还得在星洲过一夜。振中先生很难得在外面过夜的。
从英国回来，教育局又要我们办假期师训班。我已有教育文凭，资格和经验都有了。不过，在龙引总是不方便。後来师训班设在新山，龙引去做讲师的，除了我之外，尚有陈植庭兄和王恢兄。我们三个人一直担任了好几届师训班的讲师。
龙引有一些人，认为我从英国留学回来，一定会另谋高就。事实上我也不是没有去处，但是我仍回原位。原因很简单：我和龙引学校已经有了感情，我和振中先生也有感情。
当我到伦敦不久，学校里转来一封美国新闻处的信，信上说如我有意赴美，可填表申请。我立即回了一个电报，说明我在教育学院读书，回马之後，再行联络，我回马的那年年底，学校里有五六位教师要离开，这是相当头痛的事。连钱爱华兄也要走；我与他竟是一别成了永诀。
振中先生似乎也遭遇到一些无谓的烦恼，我们仍是只谈如何处理学校内部的事，至於学校以外，他从不让我分忧；我也不曾多所过问。这也是他的伟大处：他分担我的烦恼，但他只让我分享他的快乐。
一九五七年学校开学以後，校务逐渐上了轨道。我们从香港请来了好几位老师，也加强了教师的阵容：尤其是文史方面，简直都是饱学之士，还有几位名书法家。於是，文风为之一振，学风为之一振。
大部份的老师都是住在校内，彼此往来密切。寄宿的男女学生相当多，师生朝夕相对处，潜移默化，移风易俗，感染较易。这样的环境，才是在真正的培育人才。
美国新闻处又来信问我有意赴美否？我和振中先生谈及，他认为机会难得，不可放弃。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廿几位在美国，我希望见他们，他们也希望见我。
奖学金是每天十元，一共半年。先到华盛顿作短期训练，以便对美国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；然後分配到一间大学去研究三个月；接著安排一次长途旅行分派某一州去作教育参观；最後又回华盛顿作一次结业训练。
这种安排是很有吸引力的：可以进美国的大学读书，可以跑遍大半个美国，来往的飞机票都是头等的；在美国国内的旅行，在大学的书籍和学费，都由美国国务院负责。每天十元美金，只是食和住及零用，节省一点有得剩。
在我申请赴美时，也遭遇一点小麻烦，我没有办法参加甄别的面试，几乎不能入选。好在那位文化专员特别通融，由他打几个电话给那些甄拔委员，说明我的资历和学历，我既是伦敦大学的留学生，英文是没有问题的，不用面试就把名字补上了。
向教育局请假半年，很容易就批准了。这一次，振中先生和几位董事商量，我可以支全薪；因为校务由曾锦祥兄代理，我赴美，有奖学金；家用有校长的薪水。在经济方面，算是毫无问题。这时我深深感到董事长和诸位董事对我的厚爱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，所以在欢送的宴会上，我用不纯正的闽南话说：我非常感激他们的爱护，我从美国回来，决意仍为学校服务，不会见异思迁的。
走的那天，不用说，又是盛大的欢送•董事长还在星洲机场餐厅招待所有来为我送行的人，连我的戚友在内。他的盛情，使我感激：他的慷慨，使人佩服。我的一位亲戚对我说：你们的董事长真大方，这一顿早点，少也得百多块！我听了是多么的舒服！我心中是多么的骄傲。
我真幸运，被分配到哈佛大学的教育研究院。我们的主要课程——教育行政是和那些读博士的一齐上课。
在中国，我读的是政治大学，以管理严格出名；在英国，我读伦敦大学，以能适应时代而出名；到美国，哈佛大学以古老而出名。三个国家，三个大学；三种文化，三种风格。
在美国半年，我写了许多篇游记，有的在蕉风发表，有的在学生周报发表。後来印了单行本，题曰美游杂记。
振中先生曾有两封长信给我，都是讨论学校的事。因为我四处奔跑，那两封信也没有留下来。更想不到他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，如今连他的遣墨都没有。後来清箱到箧，找出一个半个信封来，上面有他写的几个字，我已经把它当宝了。
三年之内，两渡重洋；环绕地球一周，只缺了大西洋。求深造，游世界：无後顾之忧，无经济之患；岂只是人生快事！简直是可遇难求了。公也好，私也好，都是得力於振中先生。古人云：人生得一知己，死亦无憾。我可以说是死亦无憾了。但是想不到振中先生先我而逝，使我终生抱憾。振中先生泉下有知，定能了解我的一片诚心！
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
振中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
